王治兰
我于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,毕业后在江苏淮阴师范担任班主任、教教育课兼实习指导。“七七”事变后,日机凌空轰炸,学校被迫解散。总务主任谷中龙是湖南长沙人,和他商量后,全校教师随他到了长沙。
后来听说教育部要办几所国立中学,收容战地流亡师生,凡公立学校的师生均可登记去贵州或四川,因此我和淮师的教师都登记到贵州铜仁国立贵州中学(次年更名为国立第三中学)。
由长沙出发,我和数十名女生同坐一船溯湘江而上,江水清澈见底、两岸风景秀丽,但那时湘西一带极不平静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在桃源暂停几天,候先遣人员做好宣传疏导工作。大家来自五湖四海,彼此不认识,可逃难在外,饱受背井离乡之苦,相处甚为亲切。
某晚皓月当空、万籁俱寂,我船有一位高中女生吴伶华唱起了流亡歌曲《在东北松花江上》。歌声勾起同学们思乡之念,先是个别学生低声哭泣,后来哭声渐高,全船人都泪涕满面。我也无限伤感,见此情景焦急劝说:“伶华,你不要再唱了” ,可邻近船上也传来哭泣声,国破家亡之痛,给青年学子带来的苦楚,一言难尽。
船到辰溪后全部上岸,须经晃县去铜仁。我没步行的勇气,乘汽车先到晃县等步行的女同学。打听到晃县到铜仁有90里山路,我决定和同学甘共苦走过去。
身强力壮的高中女生跟着挑行李的力伕在前走,我领着一组初中女生在后走。走着走着,有一女生倒在地上走不动,路无行人、无居民住户,我束手无策干着急。看到后面来一群男同学,我拦住求助,他们答应帮忙,砍树杆、树枝拼成简易担架,把女同学抬到铜仁。这份患难相助的精神,时隔54年仍难忘怀。我从未走过这么崎岖的山道,翻一个山头好几里,到铜仁时脚腿全肿,睡三天才好转。
校长周邦道是教育部督学,学识渊博、和蔼可亲,善于团结全校师生,富有办学经验,对无家可归的师生关怀备至,受全体师生景仰。周校长去年在台逝世,获海内外千余师生诚挚吊唁。江苏省多位中学校长到国立三中任校务委员会委员,教师多是爱国心强的优秀教师,教学认真、爱护学生,学生刻苦学习,形成优良校风,培养出不少对祖国建设贡献大的优秀人才,从国立三中校友录可窥见一斑。
我在三中时,周校长让我任女生指导主任,兼高中部女生指导、授师范部教育心理学课。学校女子部和女生宿舍在车公馆,我也住那。1938年8月,高中部和高师一二年级学生到贵阳军训3个月,很多学生进步,有少数参军或去延安。
留校学生在高中部(当时校本部)出的墙报骂了国民党重要人物(已记不清),周校长受上方指责后很生气,要停刊墙报。经交涉,答应在女子部出刊,周校长要求我出席学生编辑委员会、负责审查稿件。我面临难题进退维谷,站学校立场进步学生不满,站进步学生一边周校长不满,踌躇不安后决定一走了之。写好信交给同事,让其在我辞行三天后交给周校长,就这样离开国立三中去了重庆,后在第五中山班(合川)、国立二中、国立重庆师范、国立十四中学、中大附中、江津女中、国立女师附属师范校和附中、重庆市二……
1962年退休至今已30年,我在国立三中任教仅一年,在教育生涯里是很短的一段,可在烽火漫天的后方,在具优良校风的战时名校的经历,没齿难忘、令人怀念不已。
王若兰:女,生于1906年 。1938年在国立三中任女生指导主任,兼授师范部教育心理学课。后离开铜仁到重庆从事教育工作,1962年退休。